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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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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乔治总裁接见过叶子农之后,那个场面像刻在奥布莱恩脑子里让他挥之不去,他陷人了一种情绪里,心情不是一般的不好,是很不好。他是总裁的高级顾问,高级顾问是什么角色?就是高级智囊。作为总裁最信任的人,这让他感到失职,也感到羞辱。乔治对布兰迪去柏林的结果都在意了,怎么可能对这个结果不在意呢?只是不说罢了毕竟这不是一件让人愉快的事。

终于,这种情绪演化成了一个决定:他要做点什么。

这天,他在办公室里把布兰迪写的《去柏林与叶子农见面的情况》重新看了一遍,叶子农让布兰迪看豆子的情形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反复看这一段,布兰迪写道:他问我连出了多少字母,我说所有的。他说不管你连出什么都是有根据的,都是真实的。他把这堆豆子画了一个圈,说这是一个“场”的世界,有多少立场就会有多少观点。他说众生是立场的、利益的、好恶的,众生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他说出离立场的观点在立场的圈子里是无法立足的,因为没有“场”可以让你立……

奥布莱恩似乎有所触动,他想了一会儿,拿上车钥匙下楼了,他要去买豆子。这一带是商务区,附近没有针对居民生活的超市,需要开车到居民住宅集中的地段或闹市区。很快他找到了一家超市,在停车场找了个空位停好车。

这是一座大型的超市,空间开阔而有序,购物环境舒适,顾客很多,上上下下的电梯将几层营业区连在一起。奥布莱恩站在人处四处观望着,一时不知该去什么地方找自己需要的东西,因为平日的生活都是家人操持,所以他对购物这样的事情并不熟悉。

一个身穿超市制服、胸前佩戴胸卡的工作人员注意到了奥布莱恩的神情,马上走过来礼貌地问:“先生,需要帮忙吗?”

奥布莱恩说:“我需要买一些豆子,各种颜色的豆子。”

工作人员明白了,说:“您需要的东西在食品区,请跟我来。”

奥布莱恩跟随工作人员来到食品区,看到了一排货架上整齐摆放着各种豆子,大小包装的都有。他按布兰迪的描述同样是绿豆、红豆和黄豆各买了一小包,然后匆匆回去了。

回到办公室,他也用水杯摇豆子,摇均匀了倒在办公桌上,静静地看这堆豆子。起初他是坐在椅子上看,后来又站起身换着角度看,一边看一边沉思,偶尔还会抽上一支烟。同样是看豆子,叶子农看的是:出离立场的观点在“场”的圈里无“场”可立。既然奥布莱恩已经知道了,他为什么还要看呢?他要看的是什么呢?

奥布莱恩是在延续叶子农的思维,而这种延续有他自己的特定目的。他认同关于“众生是立场的、利益的、好恶的,众生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这个认识,他也认同“出离立场的观点在场的圈里无场可立”这个观点。假定可以把这些认识或观点作为原理来使用,那么基于这个原理,如果面对一个“出离立场”的事物,众生有多少立场和好恶就也应该有多少视角和解释,也就应该有多少反感和排斥。

1万美元是什么概念?在奥布莱恩看来这是一个能把绅士变成魔鬼的的价码,况且叶子农还不是绅士。如果这个价码对他不起作用,那就说明一定还有比这个价码对他更重要的东西。那是什么呢?自由!那么什么是叶子农的自由呢?就是你不在公众视野里,没有公众评价,没有公众要求,没人知道也没人在意你是谁。

一条思路正在他脑海里游荡,由远到近,由朦胧到清晰。

他拿出电话号码本,查到一个叫“鲍尔森”的电话,鲍尔森是他的朋友,曾在美国中央情报局一起工作过11年,是位亚洲问题专家,对中国的历史、文化非常了解。

拨通电话,奥布莱恩说:“是鲍尔森吗?你好”

电话那头的鲍尔森说:“噢,是奥布莱恩,你好!你好”

奥布莱恩说:“你是中国问题专家,向你请教个问题。”

鲍尔森说:“你说。”

奥布莱恩说:“中国的老百姓这个称呼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对军人和官员以外的普通民众的通俗叫法,就是平民的意思。”

鲍尔森说:“是的:是这个意思,很准确。”

奥布莱恩说:“哦,那我就知道了。打扰你了,谢谢”

挂了电话,他接着又往公司公共关系部打了一个电话:接电话的是一个女士。

奥布莱恩说:“请帮我查一下,迪拉诺公司有史以来都对哪些社会团体有过次以上的大额捐助,是次以上的:大额。把这些名单统计出来,打印一份马上送来。”

女士回答:“好的:请您稍等。”

放下电话,他把桌上的豆子收起来,从笔筒里拿出一支铅笔在纸上停顿,显然是想写点什么,想了想写下一行字:这个人只要一不是老百姓,就了。

刚刚写下这行字,他马上把这张纸塞进旁边的碎纸机里销毁了。

奥布莱恩索要的捐助资料都在公共关系部的计算机里,只需输人相关指令就可按指定分类调取,这份打印好的资料很快就送来了,共有4页纸,迪拉诺公司自1951年至今捐助过次以上的社会团体名单都在上面了,涉及宗教、政治、教育、慈善、公益等领域,对捐助的时间、金额、经办人、程序都有。

粗略看了一遍:他把目光停留在一个政治组织的名字上:况世界民主联盟。这是一个国际性组织:资料显示,迪拉诺公司在4年里曾11次资助过该组织:平均4年就有一次捐助,捐助总额超过6万美元:其中最近的一次捐助就发生在个月之前:也就是今年8月:捐助额度是1万美元。在对况世界民主联盟的11次捐助中,时机大多与美国大选或重大国际事件有关,例如今年8月正是莫斯科政局严重动荡时期: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迪拉诺公司的政治表态与经济利益的关系。

奥布莱恩对况世界民主联盟是比较了解的:他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的几十年里与该联盟的历届时任首脑都曾有过接触。世界民主联盟在联合国非政府组织的年度大会上连续多次提出针对中国的人权提案:被中国政府斥为反华人权提案。中国政府视况世界民主联盟为反华政治势力,也屡次挫败该联盟针对中国的人权提案。

奥布莱恩用铅笔在“!”世界民主联盟”这个名字后面打了一个问号,考虑了一会儿又在问号上打了一个叉,随后把这4页纸也塞进碎纸机销毁了。

联盟的条件符合奥布莱恩对规定角色的需要:1联盟与中国政府之间高度敌对、敏感和不信任。在可以帮忙的范围内,联盟不可以拒绝他。

长时间的连续思考让他感到脑子很疲劳,甚至有些头痛,思维也变得迟缓了。毕竟是在脑子里推演,各种条件与各种因果关系纷纷杂杂揽在一起,想着这个就漏掉了那个。他把这种现象归咎为自己老了,脑子不好使了。这让他想到了多米诺骨牌,用骨牌做沙盘推演形象直观,条件设置不会混淆,比较容易把各种因果梳理清晰。

于是他再次下楼,再次去了买豆子的那家超市。这次他直接去了导购服务台,询问买多米诺骨牌和不干胶贴纸在什么地方,导购小姐告诉他多米诺骨牌在儿童玩具区,不干胶标签贴纸在文具区,并且详细告诉他物品所在的楼层、方位。多米诺骨牌的种类很多,他挑了一种高级纯木的买了一盒,因为服务员说这种木质的声音好听。不干胶标签贴纸他选的是可以写字的那种,每片贴纸的尺寸比骨牌小一点。

奥布莱恩回到总部大楼的时候正值公司下班时间,大家都往外走,他往里去。进了办公室他先在桌上摆了多张骨牌,骨牌约6厘米高、4厘米宽、1厘米厚,比国际比赛常用的骨牌尺寸大一些,原木色的,黑里透红,手感很滑润。他轻轻推倒第一张,后面的“哗啦啦”都倒了,声音果然好听,这让他很愉快。

他在不干胶贴纸上写了一个公告,叶担任德国!“高层职务”的标签,揭下贴到一张骨牌上。

他分析:叶子农来自革命家庭,是将军的儿子,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专家,这样身份的人如果被公告担任反华组织的高层职务,无疑会有对中国不利的政治影响,北京方面一定不会坐视不理。因为在国家利益可能受到损害这个问题上,不管你是美国的、中国的、法国的,任何国家的反应都一样。那么北京方面会做出什么反应呢?最直接、最有效、也是最稳妥的方法就是以布达佩斯劳务涉嫌特大偷渡刑事传唤叶子农,然后静观事态发展,无论叶子农是否回国应讯,也无论出现什么变数,都保留较大的进退余地。

于是奥布莱恩又在不干胶贴纸上写了一个“涉嫌特大偷渡一刑事传唤”

的标签,揭下来贴了第二张骨牌。

如果将刑事传唤看做是一个节点,那么节点后面的变化就复杂了。叶子农可以选择回国应讯,也可以就势加人!“联盟,也可以选择被迪拉诺公司接受。回国应讯可能被限制出境或定罪,也可能公开揭露所谓“真相”。拒不回国应讯可能会被德国政府出于外交压力驱逐出境,也可能被!“联盟调动职务进人纽约总部……每个选择里都有变数,每一个变数又会引发一连串的变数,都会带来不一样的后果。

无论有多少变数,有一条是不可改变了:叶子农再想过“没人在意你是谁”的日子是不可能了,他将成为“知名”人物,必须选择,必须表态。既然出离立场的观点在场的圈里无场可立,那么奥布莱恩要做的,就是将叶子农一把扔进“场”的圈子。

之后他又写了第三张:联盟道歉。第四张:北京方面的表态。第五张:媒体猜测版本。第六张:被德国移民局驱逐出境。第七张:迪拉诺公司提供帮助……奥布莱恩一共贴了多张骨牌,推断了种可能的结果,其中他最希望看到的是叶子农屈服了,从世界民主联盟过渡到迪拉诺公司。他把多张骨牌按因果关系和不同走向依次码好,轻轻推倒写着公告,叶担任德国!“高层职务”的第一张,后面的骨牌从点到面哗啦啦倒了一片,声音因为贴纸比刚才沉闷了点,但依然不失清脆,还是那么好听。一张,只需小小的一张,就启动了一条社会能量的因果链。

奥布莱恩拿起第一张骨牌看了看,心里自嘲了一句:原来如此简单!

凯勒,世界民主联盟主席,5岁,美国人。

尺世界民主联盟创建于1941年,由个分别来自苏联、德国、奥地利的反战人士在纽约发起成立,是这个发起人名字的第一个英文字母的组合,以区别其他名称相近的社会团体。联盟发展很快,对世界反法西斯运动起到了积极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苏进人冷战时期,联盟也随之出现分化,苏联、南斯拉夫、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民主德国等国家退出联盟,更名世界民主联合大会”,总部设在莫斯科。世界民主联盟的分支机构遍布很多国家,哪个分部就以哪个国家的名字做前缀,比如设在德国的分部,就叫“德国!”世界民主联盟”。!尺联盟有自己的报纸和广播电视,主张民主、自由,在国际社会有一定影响。

凯勒原定周末去纽约北郊钓鱼,他在哈德逊河岸边有一幢老房子,平时住在曼哈顿,一有时间他就独自去老房子钓鱼,与其说他喜欢独自钓鱼,不如说他喜欢一个人思考。接到奥布莱恩约谈的电话之后,考虑到奥布莱恩提出的“私人谈话”的要求,凯勒把这次谈话安排在周末,地点就在他北郊的老房子。假期在老房子会客,这在凯勒是不多见的,这不仅因为奥布莱恩是特殊人物,也是因为奥布莱恩的迪拉诺公司背景。其实他们两人并不熟悉,只是相互知道对方而已。迪拉诺公司与!“联盟虽有接触,甚至刚刚发生在几个月前的大额资金捐助,但是这些都属于迪拉诺公司的职能事务,而奥布莱恩只对具有决策性和方向性的重大事项对总裁一人提出意见,不像在中央报时与星期六上午,奥布莱恩如约驶往纽约北郊,凯勒在约定的路迎接,车子拐进路没多远就到了那幢老房子。今天的天气很好,阳光透过红彤彤的树叶斑斑点点洒落在草地上,寒冷的气温也明显升高了几度。一幢还不能称之为别墅的老房子竖立在一片树丛中,房前几十米就是缓缓流淌的哈德逊河,河水在阳光照射下泛着幽幽的金光。

房子里暖融融的,墙上的电子温度计显示是11,暖气管里发出轻微的流水声。这里的房子很分散,没有集中供暖设施,都是各家各户自己供暖。凯勒请客人落座,然后从厨房端来两杯咖啡,这场谈话就从这里开始了。

凯勒客气地问:“我能帮您做什么呢”

奥布莱恩打开公文包,拿出所有与叶子农有关的材料递给凯勒,说:“你先把这些材料看看,内容不是很多,一会儿就看完了。我去钓鱼,你看完了我们再谈。”

凯勒说:“好的,你稍等。”凯勒拿来一堆渔具,钓竿抄网、水桶、折叠凳子一应俱全,还有钓鱼帽子、手套和一件加厚的半大风衣,说:“你就在门钓吧,别走太远,这个季节不容易钓到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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